邓文静博士在Cities上发表青年住房研究新进展
年轻人买不起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各个国家，都有人需要依靠代际的转移支付来帮助他们获得住房所有权。邓文静博士从2013年开始研究中国青年的住房获得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原因。2020年发表在Cities上的文章《The role of family reciprocity within the welfare state i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for home ownership: Evidence from Chongqing, China》解释了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家庭互惠关系对年轻人住房机会的影响。来自重庆的父母和年轻人的深度访谈显示，代际转移在年轻人获得住房所有权的机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父母为子女购房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即来自于他们对子女的赡养回报的期待，而父母对子女进行住房转移支付的动机的强弱则和他们在国家福利制度中的地位紧密相关。由于中国的二元福利制度，来自于农村的父母没有独立的养老资源，他们在老年时期不得不依靠子女的赡养，于是表现出强烈的“父母有责任为子女购房”的观念。而拥有当地城市背景的家庭则拥有很高的社会福利待遇，他们更少的在经济上依赖子女的，因此在代际住房转移支付及其回报上期待较少。文章认为，鼓励家庭自购住房并限制租赁住房市场发展的政策将给家庭关系带来压力，并可能抵消国家在提高生育率上政策作用。
邓文静博士的另外一篇发表于Habitat International 的文章《The urban-rural discrepancy of generational housing pathways: A new sourc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则从住房不平等的代际积累角度重新解读了改革开放依赖农民工家庭持续的经济劣势。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最初的城市居民和早期的定居者在自有住房领域的生活条件和家庭财富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尽管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从住房市场增长中获得的好处却要少得多。制度歧视（如对农民工落户的限制和公共福利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往往被视为城乡差异背后的主要机制。然而，这篇文章通过对重庆三个代际住房路径的详细案例研究，从纵向角度探讨城乡住房不平等问题，重点关注财富代际转移的作用。这篇文章发现原户口、原居住地和父母的在改革前的住房地位都对年轻一代的住房经历有很大的影响。当代青年城市居民和青年移民在住房方面的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他们当下的福利地位和收入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住房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代际累积造成的。因此，仅仅修正农民工的落户政策并不能够帮助他们在城市扎下根来，还需要住房方面的扶持政策。
以上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及重庆工商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的联合资助。
